第54章 饿他三天以后 (第2/3页)

活得很差异，饿慌了就活得很共同，是不能一概而论的。

    一般来说，我既是文化的多元主义者，也是文化的普遍主义者，取何种态度，常取决于我面对一个什么样的谈话者，比方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刚刚吃过早餐的人。

    其实，文化差异也只是成年人的事：他们可以折腾东方式的家族主义，或者西方式的个人主义，但幼儿们抹鼻涕抢皮球玩泥巴，无论黑毛黄毛白毛全一个德性。文化差异也只是健康者的事：他们可以折腾东方人的经验主义，或者西方人的公理主义，但一旦患上肺癌之类，彼此之间同病相怜乃至同病相契，病榻上的一声声呻吟断无什么民族痕迹。当然，文化差异更是安全者的事：醉拳与棒球的区别也好，儒家与基督的区别也好，华夏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区别也好，统统以论说者们好端端活着为前提。设想这些人遇上了大地震或大空难，遇上了凶匪悍盗的剿杀，在要命的生死关头，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更多还是共同性更多？他们表现出来的逃窜或者奋战，表现出来的怯懦或者勇敢，能挂到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标签之下？能成为哪一个民族国家的专利？难道中国人视勇敢为荣，而西方人就偏偏视勇敢为耻？难道中国人想活，而西方人就偏偏想死？

    即便他们在逃窜或奋战的时候，有的显棒球遗风，有的显醉拳余韵，即便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在生死关头还所剩有几，但在活不活命的问题上，还能不能“多元”？如果无法“多元”，那么使生命得以保存和延续的一切观念、意识、制度、精神是否更能呈现共同的品质？或者这一切观念、意识